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互设总领事馆的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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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众所周知，公证活动是一种非诉讼法律活动，较之诉讼活动，没有经过辩论和质证程序，直接进入到认证程序。整个公证活动都是由公证员和公证机构主宰的，缺少外部力量的制衡，处于相对封闭状态。长此以往，公证员的思维方式必然呈现单一性等特征，因缺乏对公证对象的深度了解而导致错假证频发。认识公证活动的天然性缺陷，积极培养公证员抗辩性思维，应成为我们整个行业的共识。
关键词：公证、缺陷、抗辩性思维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用相当的篇幅（14-19章）系统地阐述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对居住在那里的人民的性格影响巨大，并进而影响到那里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法律规定和社会政治制度。毋庸置疑，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任何一种社会职业环境都会给其从业者打下深深的职业烙印。因而一个存在天然性缺陷的职业环境将会严重影响从业者的思维，进而影响着其在从业过程中的处事态度和效率。那么公证活动究竟有哪些特点，它会对公证员的思维方式产生哪些影响呢？
一、公证活动的天然性缺陷及对公证员思维方式的影响
我们把公证员职业环境和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律师、检察官、法官的职业环境做一比较，可以发现，律师、检察官、法官的职业环境处于相对开放的状态。以诉讼活动为例，他们在庭审中经历的是完整的辩论、质证和认证的过程。“作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必须给予各方当事人充分陈述其理由的机会并对他方当事人的论证提出反驳或质疑。由此，在诉讼证明中，对特定事实命题的证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证实或证伪，而是证实与证伪交叠进行的论证活动。”①这个过程充满了抗辩性。迫使对立的双方或多方必须以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应对，追根究底，把问题厘清。否则在庭审过程中就会不能自圆其说。
而公证活动与诉讼活动相比较，则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是在没有抗辩的情况下进行的非诉讼证明活动，整个公证活动都是由公证员和公证机构主宰的，缺少外部力量的制衡。“公证证明是公证人对申请人所申请公证事项真实性的认定与宣告。……公证证明中，没有利益上的对立，没有主张事实命题的论证和反驳。既使是在有多方主体参加的合同、协议类公证中，权利义务的分配也是当事人协商一致后自决的结果。在合同关系中，各方当事人各取所需，互相依存。当事人在公证人面前互相附和，而不是互相反驳。从某种角度上讲，当事人相互附和的内容和形式正是公证人认识和证明的对象。因此，公证人对证明对象的认识是单向度的。公证证明活动中，公证人认识事物的方向被利益协调一致的当事人左右，他听不到反对者的声音。公证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切进行(法律上的)概括和记录。” ②公证员在执业过程中存在的缺陷或瑕疵，有时即使是常识性的，也有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忽略。公证审批作为一种内部制约手段在很多时候流于形式，问题常常是在事后暴露。如在公证书使用过程中出了问题，引起当事人投诉，或在行业内部组织的质量检查时发现问题，而不是在过程中发现，往往无法弥补。更可笑的是有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由于缺乏制约（当然也有利益驱动的因素）而长期存在。如金融公证领域公证员不与公证当事人见面的问题，在安徽省司法厅2012年开展的公证质量事故“零容忍”活动中，明确要求各地加以改正，居然遭到了不少公证处的抵制，问题之严重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公证活动的天然性缺陷是公证员职业环境封闭、缺乏外部力量制衡。在这种职业环境下，公证员极易养成单一的、定向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公证实践中危害极大，如不认真加以克服，则会阻碍公证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公证员执业过程中抗辩性思维的培养
本文的抗辩性思维中“抗辩”一词，是从诉讼法理论 “抗辩式诉讼”的概念中借用的。业界对这一命题没有统一说法，上海市东方公证处薛凡用的是“合理的怀疑”③，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徐小蔚用的是“假定思维”④，笔者所在的池州市九华公证处在其编写的《公证业务指引》中用的是“存疑意识”。笔者以为还是用“抗辩性思维”比较规范易记，并尝试给其定义如下：“抗辩性思维是指公证员在执业过程中，站在公证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或其代理律师的角度，审视自身公证程序是否合理并是否经得起质疑的换位思考的过程”。
培养抗辩性思维，对公证员提高办证质量，提升行业公信力，防范执业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公证员在执业过程中如何培养抗辩性思维呢？
（一）公证员应养成对每个细节进行经常性的自我质疑的习惯。
以遗嘱公证受理环节当事人填写公证申请表为例，如从抗辩性思维角度考量，就会发现以前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现在有许多地方值得反思。我们可以设想，立遗嘱人在公证申请表上的签名，利害关系人如不承认而立遗嘱人又死亡了，死无对证怎么办？假如立遗嘱人不会签字，在公证申请表上盖的是私章，公证后立遗嘱人或利害关系人不承认是立遗嘱人盖的章又怎么办？因为私章随处可刻。假如立遗嘱人是捺手印的，而公证员又提取了其供比对的10个指印，立遗嘱人死亡后，利害关系人不承认又怎么办？因为国家没有建立权威的、统一的指纹库，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怀疑指纹的真实性。当这些现象真的发生且因此诉至法院时，公证员又如何应对？在以后办证时如何去完善？
这种经常性的自我质疑，对公证员抗辩性思维的培养具有很好的作用。
（二）以抗辩性思维理念制定处内相关业务规定并严格执行，力求将待证事项“包圆”，不留隐患。
笔者所在的池州市九华公证处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业务指导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公证实践，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确保公证的真实性不被怀疑，有效地防范了错证假证的发生。例如我处对涉及财产处分的公证（如遗嘱和处分财产的委托书公证等）一律要求全程录像。对当事人提交的财产证明和身份证明一律核实，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用复印件存档的，不但要求核对人在复印件上签名，还要求提交人也在复印件上签名。当事人在签收公证书时，我处要求对当事人低头签字和抬头动作各拍一张照片存档。公证人员外出核实的，要在核实地用数码相机拍张本人的照片存档自证。诸如此类的规定还有许多。这些规定在当时都高于司法部、中公协及省公协相关规则、细则及指导意见的规定和要求。以上规定都是在抗辩性思维指导下制定的，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范执业风险的效果，有的已被省公证协会在制定相关标准时采用。
(三)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剖，从反面吸取经验教训
省级以上的公证协会应组织力量编写公证投诉赔偿方面的典型案例，认真加以解剖，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问题，编辑成册，供公证员学习、思考和借鉴。这些反面教材所起的警示作用是正面学习所不能替代的，对培养公证员抗辩性思维意义重大。
（四）加强学习，注重知识和经验积累，是培养抗辩性思维的基础。
公证员的抗辩性思维是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只有不断向书本和实践学习，眼界才能开阔，思维才能活跃而不至于僵化，才能避免“三种陷阱”，即疏忽大意的陷阱、恶意当事人所设置的陷阱，以及无知的陷阱⑤，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公证执业风险。
（五）运用抗辩性思维创新公证理念和思路
抗辩性思维极具创新性特点，公证员应当学会在办理公证过程中结合业务特点，立足实际，创新思路，破解公证难题。在确保公证合法性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公证核实工作，避免假证错证的发生。同时还应注意高科技手段在公证领域内的运用。只有不断创新公证理念和思路，才能增强公证的服务功能，提高公证的公信力。
三、结束语
公证活动是一种非诉讼法律活动，较之诉讼活动，没有经过辩论和质证程序，是在没有抗辩的情况下进行的非诉讼证明活动，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公证员在执业过程中因公证活动的天然性缺陷而易呈现单一的、定向的、僵化的思维方式，稍不注意，就会办错、假证，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培养公证员抗辩性思维，对提高办证质量，提升行业公信力，防范执业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张百忠：《公证证明与诉讼证明的区别》
③⑤包文捷 谭志朋：“如果你停下来，世界不会等你”全国优秀公证员薛凡访谈录，《中国公证》2007.10
④徐小蔚：公证执业过程中的假定思维，《中国公证》2013.06

本文作者：
池州市九华公证处 洪高峰
池州市司法局 方贤淮
中国政府 越南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双方总领馆成员人数问题达成谅解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
　　　　　　　　　　　　　（一）中方去照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致意，并荣幸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就双方总领事馆成员人数问题达成如下谅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成员人数分别以九名为限，其中领事官员不得超过五名。以后如有必要，可由两国政府协商修改。
　　上述谅解如蒙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复照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将不胜荣幸。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于北京
　　　　　　　　　　　　　（二）对方来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荣幸地通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收到外交部第（９３）部领一字第７０号照会，内容如下：（内容同中方去照，略）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代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照会所述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印）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