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停止知识产权局向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收取办学经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6:19:30 浏览:861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停止知识产权局向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收取办学经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停止知识产权局向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收取办学经费有关问题的复函
国务院办公厅
财政部、国家计委、知识产权局：
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停止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收取办学经费有关问题的请示》（财综〔2000〕26号）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函复如下：
一、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专利事业的发展，由国家计委、财政部会同知识产权局抓紧研究，尽快调整涉外专利代理收费标准和专利收费标准。
二、待新的涉外专利代理收费标准实施之日起，停止知识产权局向涉外专利代理机构收取用于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办学的10％涉外专利代理费。
三、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的运转经费原则上主要通过收取培训费及利用现有设施对外提供有偿服务取得收入等渠道解决；不足部分，由知识产权局报财政部核批后，从专利收费中适当补贴。
四、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要根据不同的培训人员，按照有关规定收取相应的培训费用。其中，对知识产权代理机构代理人进行的代理人资格考试等培训收费，应按照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的有关规定，由财政部、国家计委按程序办理收费审批手续。
2000年9月15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1、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全民所有土地，即国家所有土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土地，即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这样两种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即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有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国家和农民集体是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国家和农民集体对自己所有的土地行使权利受法律保护。对于任何侵犯公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土地公有制是我国土地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一切土地立法都必须遵循和维护这一制度。
2、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市区的土地；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三）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四）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六）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3集体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
（二）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指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
自留山是指农业集体化后分给社员使用和经营的小块山林。山权仍归集体所有，林木和林产品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鼓励社员植树造林，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荒山划给社员作为自留山，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措施。社员个体经营的自留山，是社会主义林业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自留地同自留山含义相同。
4、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区别。
（一）所有权主体不同。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者是集体农民集体，国有土地所有权者是国家，即全体公民。
（二）使用权流转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等各种形式流转。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流转。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产权房的由来。
（三）用途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主要属于建设用地，而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用地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属于农用地。
5、集体土地的分类。
按照我国法律要求，集体土地应按照用途规划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集体农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各种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按照用途农用地又分为一般农用地和耕地。耕地是指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耕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般耕地和基本农田。
集体建设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于建筑、建设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乡镇村企业、公益设施等使用的集体土地。
集体未利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荒地、盐碱地、冰川等各种没有投入使用的土地。
6、法律对一般耕地的保护原则。
一般耕地是指除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一般耕地属于宝贵的土地资源，法律对其实行保护原则如下：
（一）耕地总量不减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个别省、直辖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耕地的数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的，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减免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二）耕地补充、占地补偿。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开垦耕地计划，监督占用耕地的单位按照计划开垦耕地或者按照计划组织开垦耕地，并进行验收。
（三）建设用地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非农建设需要占用耕地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来办理用地手续，并依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四）控制性占地。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五)不得闲置土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7、法律对基本农田的保护。
（一）什么是基本农田：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列耕地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理：
（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土地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我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和农民集体所有。
土地是宝贵的自然资源，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确立，形成了全民所有土地，即国家所有土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土地，即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这样两种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土地所有权，即土地所有者对其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土地公有制的法律表现形式是国有土地所有权和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国家和农民集体是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国家和农民集体对自己所有的土地行使权利受法律保护。对于任何侵犯公有土地所有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制裁。土地公有制是我国土地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一切土地立法都必须遵循和维护这一制度。
2、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市区的土地；
（二）农村和城市郊区中已经依法没收、征收、征购为国有的土地；
（三）国家依法征用的土地；
（四）依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地；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全部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原属于其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
（六）因国家组织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农民成建制地集体迁移后不再使用的原属于迁移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3集体所有的土地。
（一）城市郊区和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除外。
（二）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指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包括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
自留山是指农业集体化后分给社员使用和经营的小块山林。山权仍归集体所有，林木和林产品归社员个人所有。为了鼓励社员植树造林，在不影响集体林业发展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荒山划给社员作为自留山，是发展林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措施。社员个体经营的自留山，是社会主义林业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自留地同自留山含义相同。
4、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区别。
（一）所有权主体不同。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者是集体农民集体，国有土地所有权者是国家，即全体公民。
（二）使用权流转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等各种形式流转。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流转。这也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小产权房的由来。
（三）用途不同。国家所有的土地主要属于建设用地，而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用地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农业生产，属于农用地。
5、集体土地的分类。
按照我国法律要求，集体土地应按照用途规划为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三种类型。
集体农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各种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按照用途农用地又分为一般农用地和耕地。耕地是指用于粮食作物生产的土地，耕地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般耕地和基本农田。
集体建设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于建筑、建设的土地，包括宅基地、乡镇村企业、公益设施等使用的集体土地。
集体未利用地是指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荒地、盐碱地、冰川等各种没有投入使用的土地。
6、法律对一般耕地的保护原则。
一般耕地是指除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一般耕地属于宝贵的土地资源，法律对其实行保护原则如下：
（一）耕地总量不减少。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耕地总量减少的，由国务院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并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个别省、直辖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建设用地后，新开垦耕地的数量不足以补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的，必须报经国务院批准减免本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进行易地开垦。
（二）耕地补充、占地补偿。
国家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开垦耕地计划，监督占用耕地的单位按照计划开垦耕地或者按照计划组织开垦耕地，并进行验收。
（三）建设用地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非农建设需要占用耕地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审批权限和程序来办理用地手续，并依法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
（四）控制性占地。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 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五)不得闲置土地。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闲置土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承包经营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二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耕地。
7、法律对基本农田的保护。
（一）什么是基本农田：
国家实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下列耕地应当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严格管理：
（一）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确定的粮、棉、油生产基地内的耕地；
（二）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计划以及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
（三）蔬菜生产基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试验田；
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质疑
王 超*
（华东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42）
摘要：近年来，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许多司法机关掀起了一股普通程序简易审改革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一是简易审改革的法律依据不足；二是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三是简易审改革在强调司法效率的同时并未照应到司法的公正；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着眼点不能在本不该受到压缩的庭审方面大做文章；五是各地司法机关在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恣意造法”现象。
关键词：司法效率 司法公正 简易审 质疑
近年来，鉴于公诉案件一直居高不下，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又相对紧张的状况，为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突出打击重点，加快案件的审理工作，我国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掀起了一股探索普通程序简易审（以下简称简易审）的浪潮。从实践情况来看，该项改革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在实行简易审的法院，普遍感到庭审时间大大减少，单位时间内的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高[1]。正因如此，该项改革一出台就得到了司法实务界的普遍欢迎，其甚至已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公诉工作的七项改革之一，迄今为止，还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然而，我们显然对该项改革还缺乏科学、理性的认识，对其带来的弊端亦估计不足。以笔者浅见，简易审改革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对此项改革提出质疑，以求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简易审改革于法无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来看，对刑事公诉案件的第一审只规定了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两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和庭审过程，并不存在“第三条道路”——适用范围属于普通程序而庭审过程又与简易程序颇为类似的所谓简易审。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简易审是对法律的突破，其合法性应予以否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味反对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就不能作某些有益的尝试。但是这种尝试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依法合乎理性地进行。因为，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司法实践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适得其反。也许有人会说“法无规定皆自由”，但依笔者浅见，“法无规定皆自由”针对公民个人也许恰当，但对于拥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司法机关来说就失之千里了。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2]，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任何国家机关必须遵循“法有规定按法办、法无授权不得行”原则。试想，如果“法无规定皆自由”也可以套在司法机关头上的话，那么司法机关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寻找并设计一些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久而久之，就会培养一种自己决定是否遵守法律的恶习，就会擅自抛弃或突破所谓的“不合理或过时的法律”。再加上中国历来有盲目跟从、一窝蜂的传统文化，如果允许司法人员放弃现行法律去寻找所谓“活的法律”，那么必将导致司法人员恣意造法、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3]。
另外，有学者认为，“我国刑诉法就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具有比较原则的特点，法律规定了一审程序的基本步骤，但一般未限定具体的操作方式。因此，在遵循基本步骤、符合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具体处理方式（即简易审），并不违反法律的规定。”[4]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各地司法机关的实际运作情况来看并非如此。例如，根据简易审的做法，合议庭开庭之后可以不告知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最后陈述等诉讼权利，这就明显同《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159条、第160条的规定直接相违背。[5]又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0 条的规定，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定罪量刑都可以展开辩论，但按简易审的做法，控辩双方往往只能就量刑情况进行辩论。
二、简易审的适用前提与基础于理不合
根据简易审的做法，简易审适用的前提是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有明确的认识，从而出于自愿地同意简易审；适用的基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是否出于自愿难以判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审讯过程中，被告人由于生理、心理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原因可能导致其在感知上失真，或者对犯罪事实情节及作案经过等在回忆方面存在错误，甚至受审讯人员不恰当暗示的影响，可能形成对客观情况的错误，即心理学上讲的误供（mind of erroneous statement of the accused）。其二，由于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没有受过法学教育，普遍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而且这些被告人相当一部分又没有聘请律师作为辩护人，因此，他们实际上很难对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做出正确的理解，从而按照其本来意思同意简易审。其三，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辩护律师没有讯问在场权，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采用“疲劳战”、“车轮战”、骗供、诱供、逼供、“两规”等非法方法获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比较普遍。
其次，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庭审功能弱化，重蹈“先定后审”覆辙，因为按照刑事诉讼一般原理，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如果说不经过合议庭开庭审理就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话，那么庭审岂不变成对检察机关控诉行为的确认程序？开庭审理岂不多此一举？如果未经开庭审理就真能确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那么由控审两机关直接商量定罪量刑岂不更为省事？历史上“九二决定”[7]所带来的沉重代价[8]无不鲜明地说明“先定后审”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改革顾此失彼
近年来，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随着“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刑事案件大幅攀升，而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我国许多地方法院探索出简易审这种新的庭审方式，以提高司法效率，缓解上述矛盾。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彰现刑事诉讼经济原则角度考量，简易审的出发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而言，我们应当看到司法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刑事诉讼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公正与效率总能达到共同价值的最大化，即尽可能地促使二者和谐与统一，当二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应当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而不能通过牺牲公正来满足效率的需求，这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成熟时期尤其如此。但现在的问题是简易审似乎过分强调诉讼效率而忽略对公正的追求，因为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虽然能大大缩减办案时间，减少办案人员的诉累，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简易审无法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的参与庭审当中，从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也是控辩双方相互碰撞最激烈和最重视的时刻，因此，获得完整的庭审以保障被告人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是满足程序正义最基本的内容和最重要的条件。相反，“一个人在对自己利益有着影响的判决制作之前，如果不能向法庭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不能与其他各方及法官展开有意义的辩论、证明和说服等，就会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权益受到裁判者的忽视，他的道德主体地位遭到法官的否定，他的人格尊严遭到了贬损”[9]。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在法庭调查阶段，控方只需总结性地介绍和有选择性地出示和宣读有关证据，而不必一证一举、一证一质；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通常只就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毫无疑问，这些做法极大地限制了被告方的辩护权和对控诉证据的质证权。这不仅不利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而且往往使辩方除了对量刑发表一点看法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这样一来，整个庭审过程无异于蜕变为一个证明控方主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让被告人对审理过程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很多被告人要么对法律知之甚少，要么因缺少律师的帮助而不能有效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
其次，按照简易审的通行做法，法庭调查程序被大大简化，这就极有可能使辩方丧失某些获取有利于本方证据的机会。众所周知，现代刑事诉讼奉行直接、言词原则、公开举证、质证原则，尤其是交叉询问规则被誉为查明事实真相的最大法律装置[10]。法庭审理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通过控辩双方对全部证据相互出示、宣读、质证、辩论，以及法官对每一个证据甚至各种诉讼参加人的一举一动的观察来审查、甄别和判断证据的真伪，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揭示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按照简易审的普遍做法，不仅证人、鉴定人不需要出庭，而且其他证据也无须全部出示和宣读，甚至辩方的发问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11]，再加上检察机关与生俱来的追求胜诉的偏好，极有可能只出示那些有利于控方的证据而不出示那些有利于辩方的证据，想让辩方获取有利于本方的证据将十分困难。再者，庭审是一个逐步展开、逐步深化的过程，辩方往往正是靠庭审中控辩双方一点一滴的举证、质证、辩论来洞悉对方的弱点，发现有利于自己的各种信息，以达到分化、瓦解、抵消对方指控的目的，而一旦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大大简化，辩方则只能“应景”般地“例行公事”而难以有效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由此看来，简易审虽能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功效，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很可能是以牺牲诉讼公正为代价的，因而是片面的。如果在没有效率的公正和没有公正的效率之间必选其一的话，我们宁愿选择前者。或许有人说实行简易审并没有削弱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简易审是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同意适用为要件的，而一旦同意简易审则意味着辩方对质证权、辩护权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弃。[1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真如此说，那么被告人凭什么选择一个对己有诸多限制因而使其陷于被动的程序？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如果是简易审的附带条件，这难道公平吗？其次，这种提法极不严肃，带有一定的欺骗性，或者说它是一个陷阱。如前所述，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同意适用简易审的情况较为复杂，假设被告人同意适用简易审不是出于其本来意思而在庭审过程中又突然发现了这一点怎么办？难道还要继续限制其质证权、辩护权？最后，辩护权是被告人赖以维护其自身权益最重要的一项诉讼权利，除非自愿，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行使该项权利。
四、刑事庭审并非非“简”不可
主张简易审的检察院、法院普遍认为这一改革是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实行简易审可以缓解日益增长的刑事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减轻办案人员的工作压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进行思考，或许简易审的必要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