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全民所有制企业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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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校办工厂财务会计制度

1982年4月28日，教育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校办工厂管理办法》和《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办法》，参照财政部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结合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部属高等学校校办工厂的财务会计，是学校财务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校办工厂的财务会计工作，必须认真执行《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办法》中的各项原则规定。
第三条 校办工厂财务会计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学校安排下达的生产、教学、科研等有关计划任务，编制和执行校办工厂的财务计划；正确地记录、核算与反映工厂的财产变化、资金变化、生产消耗和经营成果，促进经济核算；考核与分析工厂的财务成本计划执行和有关教学、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促进增收节支；监督执行国家财经方针、政策、法令和财务会计制度，同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等一切损害国家利益和学校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
第四条 校办工厂应该有一位副厂长分工主管财务会计工作。并根据财务会计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本着“帐、钱分管”的原则，配备财会人员或设置财会机构。
第五条 校办工厂的财务会计业务，受学校财务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第二章 固定资产管理
第六条 校办工厂的固定资产，是学校各项财产的一部分。校办工厂固定资产的标准划分、分类、购入、自制、调入、计价、验收、领用、保管、登记、检查、维修和调出、报废、变卖等，都应按照《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工厂的具体情况进行管理。
第七条 校办工厂的固定资产除“房屋及建筑物”和“土地及改良设备和植物栽培”两类财产，可以不设帐外，其余固定资产都要建卡设帐，作为校办工厂的固定基金，分类加以核算。
第八条 校办工厂的固定资产及增、减变动，不分资金来源，不论外购自制，工厂及学校财务部门和财产管理部门都要入帐，确保学校财产完整和安全。
第九条 校办工厂的固定资产设备，按其用途分为：生产用、教学科研用、不需用三类。生产用（包括季节性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应当根据其金额，参照社会上同类型企业计提折旧的方法和比例，计算折旧，按月摊入生产成本，同时作为工厂更新改造资金提存。教学科研用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费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应当及时报请学校调剂处理，以免积压浪费。
第十条 校办工厂经批准向校外有价处理固定资产，所得的价款和报废固定资产残值收入（扣除清理费用），一律作更新改造资金处理。
第十一条 校办工厂不计提大修理基金，发生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时，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生产用的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与日常维修费用同样处理，直接计入生产成本。一次大修费用较大的，可通过待摊费用，分次摊入生产成本。
（二）教学科研用的固定资产大修理费用，可通过“暂付及应收款”科目，转列学校事业经费支出。

第三章 流动资金管理
第十二条 校办工厂的流动资金，由学校财务部门和生产管理部门根据工厂规模，正常的生产任务和教学科研任务，并考虑加速资金周转的要求和产、供、销情况的变化，提出意见后报总会计师核定。
第十三条 校办工厂由于生产任务和承担教学生产实习及科研任务的变化等客观原因，临时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可向银行贷款，或向学校财务部门申请借款，定期归还。
第十四条 校办工厂的各种材料（包括低值易耗品和外购零配件）、半成品、产成品必须按下列规定分别加以管理。
（一）各种材料，必须单独设库，并按照《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财务管理办法》和《教育部部属高等学校材料、低值易耗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二）工厂的库存材料只设置一套有数量和金额的明细帐，由材料稽核员或保管人员根据入库和发料凭单逐笔进行登记，认真进行核算。并按月向工厂财会部门汇总办理发料报帐手续，按季核对帐物，保证帐物相符，帐帐相符。
（三）各种半成品都应当设库，集中管理。没有半成品库的，必须认真办理工序交接手续，实行管理责任到人，防止丢失和损坏。对外出售半成品，应视同销售产成品，办理销售报帐手续。
（四）各种产成品，都应当由成品库统一管理。产成品经检验合格后，必须填制产成品入库单，及时办理入库手续。产成品出库，必须凭据盖有工厂财会印章的提货单办理出库手续。保管人员应根据入库出库凭证，按数量逐笔登记产成品明细帐，并按月与工厂财会部门核对各类产成品的库存数额，保证不丢不损。
第十五条 校办工厂的多余积压物资和应报损报废的物资，应当按规定报批手续，积极妥善地加以处理，以减少流动资金的定额占用。
第十六条 校办工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结算的规定，遵守结算纪律。工厂与校外的一切经济往来，必须按照“钱货两清”的原则，及时办理结算。
第十七条 校办工厂的流动资金，不得用于基本建设，也不得用于购置固定资产、集体福利和其他专项费用方面的支出。

第四章 成本管理
第十八条 成本管理是校办工厂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校办工厂必须加强定额管理，健全原始记录，严格物资的计量、验收和收发、领退制度，做好成本核算的各项基础工作，并按规定成本项目，正确地计算各项成本费用。
第十九条 校办工厂的成本核算对象，应当分别主次，本着“主要产品、批量产品从细，一般产品、零星产品从简”的原则加以确定。生产过程简单，产品单一的工厂，可直接以生产的“产品”为成本核算对象；生产过程复杂，品种较多的工厂，可以“品种”、“批别”为成本核算对象，但主要产品要单独计算成本；委托加工产品，可以“定单”为成本核算对象；零星产品可以合并归类，以“类别”为成本核算对象，按类计算成本，再按比例分摊计算各个产品的成本。
师生在工厂进行现场生产（或毕业）实习，以及工厂为学校科研工作服务活动，应该视同成本核算对象，单独计算费用。
第二十条 校办工厂的成本核算项目统一规定为：“材料”、“燃料和动力”、“工资及附加费”、“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等五个项目。工厂根据各自的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可以自行增设其他必要的项目；实行厂部一级核算的工厂，可以减设“车间经费”项目。
第二十一条 校办工厂凡“在产品”数量较多的，月终或期末时，都必须根据实际盘存数量计算“在产品成本”；“在产品”数量较少或比较均衡的，经学校生产主管部门批准，也可以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第二十二条 校办工厂必须按下列规定，严格掌握成本开支。一切不属于成本范围的开支，都不得列入成本。
（一）产品成本开支的范围：
1．为制造产品而耗用的各种材料和外购半成品。
2．为制造产品而耗用的燃料和动力。
3．全部生产工人、管理人员的工资、补助工资及按规定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不包括学生下厂实习期间，指导学生实习和为校内科研活动服务人员的工时费）。
4．加工、修配及对外协作消耗的材料和费用。
5．生产用固定资产的折旧费。
6．按规定列入生产成本的固定资产修理费。
7．生产过程中的废品损失及产成品的包装费和销售费用。
8．其他费用，包括工会经费，办公费，差旅费，产品广告及“三包”费用，运输费，材料、产品盘盈盘亏，利息支出，保险费，仓库经费，消防费，滞纳金（含订购材料退货的罚款）等。
（二）非生产性成本开支范围：
1．为完成学校安排师生生产（或毕业）实习任务发生的指导人员的工时费，材料、燃料和动力消耗，以及报废产品损失和管理费。
2．为校内科研活动服务发生的人员工时费。
（三）师生在工厂实习期间生产的成品，应按工人生产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费用计算增加生产成本，冲减非生产性成本。校办工厂的非生产性成本，应按季转入“利润”科目内，作“非生产性支出”处理。并据以考核工厂完成学校教学、科研计划任务的情况。
第二十三条 校办工厂生产费用的分配和成本计算的方法，由工厂按各自的生产特点、生产组织的类型和产品种类的繁简，自行具体确定。

第五章 收入及损益
第二十四条 校办工厂的固定产品，不论对外、对内，都应按国家规定价格或参照社会同类产品价格，实行计价结算；无规定价格和参考价格的产品，应按其销售成本，本着“有所盈余”的原则，制定合理价格，进行计价收费。
第二十五条 校办工厂承担校外协作加工及修配任务，应该参照地方工艺协作价格收费；承担校内教学、科研和行政加工及修配任务，应该按成本（不包括人员工资）收取费用。
第二十六条 校办工厂必须按下列规定，严格掌握非生产性收支。不得将应作销售及劳务的收入和应列产品成本的费用，转为非生产性损益。
（一）非生产性收入的范围：
1．按教育部批准的编制比例，通过产品成本收回在事业经费内开支的工资及附加费。
2．租金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净收入，逾期不退的包装物押金等。
3．在经济往来中，由于对方机构撤销，确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
4．校外单位给予工厂奖励性的协作收入。
5．其他与生产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收入。
（二）非生产性支出的范围：
1．第二十二条二款规定范围的“非生产性成本费用”。
2．工厂（车间或生产工段）拆迁费。
3．由校办工厂开支的劳动保险费。
4．停工费。
5．按国家规定调整物资价格的降价损失，以及在清产核资中处理多余积压物资的削价损失和加工改制费。
6．工厂内部进行新产品研制、试制失败损失。
7．经批准核销的呆帐损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流动资产损失。
8．校办工厂职工的教育训练及技术培训费。
9．参加或举办产品展览发生的运输、包装及管理费。
第二十七条 校办工厂不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和所得税。工厂的产品、加工和修配，凡用于校内教学、科研、行政、生产方面的，也不缴纳工商税；对外销售产品和协作加工收入，应按国家规定的有关税率，向国家缴纳工商税。
第二十八条 校办工厂的利润分配，按有关规定执行。学校在确定校办工厂利润的具体分配方案或比例时，在内部，应首先扣除第二十六条一款一项的“非生产性收入”因素，增加同条二款一项的“非生产性支出”因素，再按实际利润总额进行合理分配。属于应上交学校的利润，要按季上交学校。
第二十九条 校办工厂如发生亏损，必须如实向学校报告检查亏损原因。属于客观原因造成的亏损，经学校财务部门和校办工厂主管部门审核提出意见，报经总会计师批准后，可以在学校基金内予以弥补；由于工厂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应由工厂基金自行解决，并要限期扭亏为盈。

第六章 专用基金管理
第三十条 校办工厂的专用基金包括：学校基金拨入或由工厂利润分成的生产发展基金和职工福利及奖励基金，更新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等四项。
第三十一条 校办工厂的各项专用基金，分别按下列规定范围掌握使用。
（一）生产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
1．添置设备。
2．自筹改建、扩建厂房、车间或增加生产线。
3．增核流动资金。
（二）更新改造资金的使用范围：
1．生产用设备更新。
2．对原有生产用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技术措施。
3．劳动安全措施和综合利用。
4．零星固定资产购置。
（三）科技三项费用的使用范围，必须按照规定用途加以掌握。
（四）职工集体福利及奖励基金，按中央和地方有关规定使用。
第三十二条 校办工厂专用基金的使用，属于基本建设范围的，必须纳入学校的基本建设计划，报经教育部批准，并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

第七章 会计工作的基本规则
第三十三条 校办工厂必须按统一规定的会计科目及使用方法，反映和处理工厂的各项财经业务活动。
第三十四条 校办工厂发生的一切财经业务，都必须取得或填写原始凭证。一切原始凭证都应有经办业务部门负责人和经办人员签证。外来原始凭证必须盖有填写单位的公章方为有效；自制原始凭证必须按规定手续填写。自制原始凭证的格式，须经学校财务部门审查同意后，方可启用。
第三十五条 校办工厂的财会部门应该根据内容齐全、手续完备、数字正确的基本要求，认真审核各项原始凭证。审核无误后，才能填制记帐凭证。各种记帐凭证，必须填明业务内容摘要、会计科目名称、金额、凭证日期、编号、所附原始凭证张数等。记帐凭证必须经财会主管人员或其指定人员审核签章后，才能据以记帐。
第三十六条 校办工厂必须设置总分类帐及现金、银行日记帐、基本生产、车间经费、企业管理费等明细帐册。各种帐册都必须注明年份、启用日期，并由记帐人员签章。记帐人员有变动时，必须注明交接日期，并由接办人员签章。登记帐目时，应将记帐凭证的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逐项记载，做到数字正确、摘要清楚、登记及时。月份终了时，应当及时结帐，不能拖延，也不能提前结帐。
第三十七条 校办工厂的会计记帐方法，由工厂根据业务情况和现有财会人员的条件，自行决定。
第三十八条 校办工厂的各种帐簿的数字，要经常核对，做到帐证相符、帐帐相符、帐实相符。现金帐的帐面余额，应该逐日同现金库存数字核对；银行日记帐，应该按旬或按月同开户银行核对清楚。记帐凭证和帐簿数字记载出现错误，必须按规定的更改手续和方法予以更正，不准在原数字上涂改，更不准擦抹和挖补。
第三十九条 学校财务部门对校办工厂的帐目要定期进行检查。对于帐目混乱的校办工厂，要及时给予帮助。并责成工厂财会部门认真清理校正。
第四十条 校办工厂必须按教育部的统一规定，按时向学校财务部门编报《会计报表》。《会计报表》必须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会计报表》上报时，须经工厂领导人和财会主管人员审核签章。
第四十一条 校办工厂的会计凭证、帐簿和报表，都要建立档案，妥善保管。年度报表永久保存；总分类帐保存十五年；其它帐簿和会计凭证至少保存七年；季度报表保存三年。逾期需要销毁的会计档案，须经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总会计师批准。
第四十二条 校办工厂的会计核算工作，必须严格遵守财务会计制度的各项规定。不准违反规定，各行其是。
第四十三条 校办工厂每年年度决算前，必须对各项财产、物资、资金进行全面清查。发现问题，要按规定及时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措施，堵塞漏洞。
第四十四条 校办工厂的财务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财经方针、政策和财政制度，维护财经纪律，实行财务监督。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制度只适用于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实习实验性工厂。经批准，结合专业举办纳入国家预算的生产性工厂，应按财政部统一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六条 本制度自1982年1月1日起实施。学校及工厂自行制定的有关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凡与本制度规定有抵触的应自行废止。


一、会计科目名称和编号（详见下表）

关于民事检察监督制度缺陷及完善的几点思考

余上云


一种制度悖论
“司法独立乃是法治的真谛！”（龚祥瑞）法治的内在规定性使得以司法审判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司法改革日益彰显出审判独立的价值意义，树立审判权威，维护司法公正，乃法治必然，大势所趋。尽管审判独立原则与其他任何一项法律原则一样，经过了一种从政治目的上升为法治原则的演进过程，但其内涵却天然包容着一种技术性因素：权力分立使法院摆脱单纯的工具性色彩，成为法治与正义的判断者，从社会角色上得以淳化，这使其有权力公正司法；法官独立，法官具备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德，严谨的职业意识，这使其有能力公正司法。在法治的指引下，公正司法使正义维护者——法院（法官）日渐权威，终将以强大的公信力取信于民。
与此同时，作为同为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履行民事审判法律监督职能，以另类国家权力（检察权）判断形式预先标明法院生效裁判的可责性，这种同操法律职业者的国家权力质疑，显然将使法院审判权威遭受挑战。不仅如此，在检察监督抗诉案件中，除了“一事不再理”原则之悖逆外，检察抗诉强制性将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拉入再审程序，使法院（法官）游离于双方当事人之外在庭审中获取争议案件的权威性信息，并首先形成一种下意识认同或反感的非理性判断，这显然既不符合诉讼程序直接、言词、理性等基本理念，又破坏了审判中立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诉讼发现真实的认识规律。由此，审判权威与检察监督自然悖逆。
这种悖逆蕴含着两种发展极致：其一，检察监督的中肯、沉稳使法院裁判备受指责，审判权威日益受损，终使法院（法官）正义维护者的形象大打折扣，从而使整个社会的司法秩序遭遇严重威胁；其二，检察监督因其软弱、草率，迅速耗尽其差强人意的社会根基，而在法治的大旗下沦落，终使宪政制度的设计徒留形式。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把某些权力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审判权威的维护是法治的要求，检察威信的丧失同样不符合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原则，只有以审判权威为核心构建司法审判及民事检察监督制度，谋求“双赢”，才能保证司法公正的良性发展。
可惜谋求“双赢”未必能得到一致的认同。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和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在权力博奕中终于最直白地表现为“谁说了算谁是大哥”。由此，针对检察监督的“弱势地位”而言，笔者以为，与其说民事检察监督影响法院权威，不如说在审判权威与检察威信本应良性互动的运作中，仅具有纯粹程序意义的检察监督成为制度缺陷的牺牲品。当事人打官司追求裁判结果，当检察监督不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监督效果，检察监督日趋没落也就理所当然，这种局面正是排斥监督论者的希望，同时也正是其固执己见的阴谋，以审判独立为大旗，谁敢捋其虎须？
但民事检察监督衰落之后，司法审判又是否必然权威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罗伯斯庇尔则更直白：“明智的立法者知道，再没有比法官更需要立法者进行仔细的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发人的弱点的东西。”权力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是法治的基础之一，放弃对审判权的有效监督，何来保障司法公正呢？审判权威不可能仅建立在法官个人的纯良品性上，它更需要以制度保障为基础的社会综合团体调机制。在我国，对民事审判的权力监督主要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检察机关监督、各级党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式。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是公正司法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现有法院系统设置明显存在着“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权力机关、党委机关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是人民主权的重要表现，但法律职业化决定了其监督更多的只是原则性的监督。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门化，使得现代的人们在很多时候面对自己职业外的世界感到茫然和无知，日臻感到被专业化、专门化的职业限定与隔离于自己的现实世界中而缺少沟通与了解，因此，司法的正义性与其寄望于非专业的社会角色，不如充分发挥现有机构的职能作用，健全有关监督制度，以同质的法律职业群体保证法律的正确施行。
若干制度完善设想
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在民事审判监督中当具有自身的特殊优势，至少它以一个与法院同质的职业机关身份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民事检察监督缺乏完善的工作机制，兼以司法理念匮乏，是非曲直争论难休，司法实践也形形色色。据此，完善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其应关注以下问题：
（一）司法角色定位。
民事检察监督在宪制层面上的角色定位是检察监督与司法审判制衡的关键。在民事检察监督中，检察机关以抗诉、检察建议、支持起诉、提起民事公诉等方式行使检察权，其当处于什么地位呢？就此，国外学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1）当事人说。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是当事人；（2）国家代表说。检察机关在诉讼中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当事人，他永远居于实行监督的国家代表地位；（3）折衷说。检察机关是诉讼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同时也是以法制维护者的身份参加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国内有学者认为，在提起民事诉讼时，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应是原告的诉讼代理人。
其实，“对任何事物的研究，只有既顾及其质又顾及其量，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张卫平）。民事检察监督通过对当事人私权纠纷再判断的方式介入诉讼，其目的在于法院裁判可责性确认。尽管监督的过程往往表现为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借阅案卷审查、提起抗诉、抗诉出庭、当事人权益纠纷再判断等以“私权”为中心的一系列活动，但检察监督并不在意于当事人的私权纠纷，他主要通过个案监督方式为社会权益公平分配提供更多保证。尽管监督完全可能导致个案诉讼成本的提高，可能影响裁判权威，但个别正义的成本提升将使一般正义的低耗费实现更为可能。通过检察监督的潜在性制约，使法官（法院）感到检察监督无时不在，通过心理作用机制实现对法官恣意的控制。同时，尽管法院在再审案件时，必然会顾及检察机关的“意见”，从而可能影响法院对案件独立、中立地作出判断，但这种对抗性的“意见”并不能决定性影响其裁判，因为，“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是从容不迫和泰然自若的，他一般能够保持一种勇于容纳各种不同甚至对立主张、观点和证据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助于他在制作“裁判问题上保持慎重，因而在审判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摒弃预断，克制偏见，不以个人好恶来影响裁判结果和程序进程，并且兼听各方的不同意见”（陈瑞华）。更重要的是，检察机关并没有强制性地把自己的“意见”加诸法庭，他同样在寻求一种可以“说服”自己的权威性判断。这种“不破不立”的矛盾运动对法院其他案件的公正裁判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这样说来，民事检察监督机关从质的规定性上来说，它履行国家代表监督权能，因其监督方式的特殊性，它具备诉讼意义当事人的一定特征。
（二）参与诉讼程序思考。
作为国家代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审判监督必须以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为出发点。审判机关在诉讼中必须恪守中立地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法治秩序的维护在诉讼中更多地应由其他机关、组织、个人提出主张。出于监督对象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把法院作出的存在重大错判可能的案件交回法院再审，以与审判同质的职业视角去检讨裁判，通过对民事权益再判断请求参与审判监督，其必须说明监督的合法性，并提出相关证据予以主张，当是监督的应有之义，即“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根据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的仅限于以下情形：（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未进行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职务违法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因此，检察机关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并不能视为代表国家公权力支持一方当事人，反对另一方当事人，打破了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平衡，违反了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基本原则，因为检察机关所做的，完全是在原审中依法应该查清的。法官是中立的裁判者，并不是机械的“自动售货机”，在庭审中当具有一定的主动权，法官疏于职责致裁判出现争议，当然不能因为审判权的特殊性而保持个案裁判的不容质疑。事实上，检察监督的价值正在于同质的“法律守卫”。法律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德沃金），检察官当是法律帝国的“法律守卫”。
既然检察机关调查证据有其法理依据并源于法官的疏于职责，根据民事诉讼有关基本原则，调查的证据也应平等地进入庭审。区别于诉讼当事人，检察机关应仅就其调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进行说明，并回答当事人及法官的相关提问，而不应参与证据质证及辩论，证据的效力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并由法院最终确认，即其证据出示类似于“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尽可能减少对私权的不当影响。与此相关的是检察机关在庭审中的位置安排问题。检察机关出庭抗诉并有权出示证据，接受相关询问，显然不能超然于法庭之外，同时，基于民事诉讼的对抗制特点及抗诉的针对性，不妨在原被告席与旁听席之间倾斜审判席设定一位置，表示其独立于原被告而与审判机关既同质又针锋相对的特点。至于出庭称谓，鉴于法庭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及书记员的特定结构，考虑法院及检察机关不同领导体制表现出的职权行使方式，出庭抗诉不妨统称为“抗诉机关”。类似地，支持起诉当享有示证权利，并统称为“支持起诉机关”。
此外，抗诉案件再审，上级法院不能一律指令原审法院再审，而应以“同级抗、同级审”为主构建再审管辖制度。类二状态的出现即为指令原审法院再审弊端的明证。众所周知，原审法院的司法水平一般低于其上级法院，抗诉案件由原审法院同级检察院上级机关提出，体现了对审判权的尊重及抗诉的严肃性，指令原审法院再审不仅与此不相称，更重要的是，从“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出发，原审法院再审显然将面临着更多非理性因素阻挠，这正背离了“回避”制度的精神。因此，尽管由于审判人力、物力的限制，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确有必要，但也应当区分原审情况而不能一味指令再审。
（三）监督方式有效性思考。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采取抗诉的方式对法院审判进行监督。根据高检司法解释，各地检察机关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尝试了以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诉讼监督。由于提出检察建议与提出抗诉条件的一致性，检察建议明显突出了监督效益，降低了司法成本，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但检察建议缺乏立法支持，也没有得到法院的一致认可，司法实践中的检察建议监督情况千差万别，一度形成了“依法检两家主要领导关系好坏而决定采纳检察建议与否”的不良情况。实践中，检察建议主要实行“同级审、同级建议”的原则，出于对生效裁判严肃性、稳定性的维护，检察建议监督方式需进行有效的改造。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应提经检委会同意并报上级检察机关批准，以此保证与抗诉实质性一致，保证检察监督不受地方保护的影响。法院接到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当移交审判监督庭审查并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再审程序。其间，基于法院院长及审委会的权威地位，不宜由法院院长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开始再审程序，以尽可能减小对再审审理的负面影响，避免“先入为主”的认识误差。同时，检察机关既然提出的是“建议”，也不能强求法院必需启动再审，因检察建议已获上级院批准，其仅需保留抗诉的主动权足矣。
上述程序性手段并足以保证监督的有效开展。根据分权制衡理论，权力的制衡必需以权力的平衡为保障。法院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归宿，其对事实的最终判断权绝对不容动摇，但法官的人性特点决定了其“性恶”的可能，必须以“平衡”的监督权予其以警示。有效的监督必须以恰当的监督权限为基础。就检察监督而言，尽管在宪法体制上检察权同时具有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机关的地位似乎也因此高于法院，但正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方式，法律监督权更多地仅具有形式意义。借鉴国外法律监督制度设置及我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立法应赋予检察机关向同级人大对于违法违纪情节严重法官的弹劾权。同时，出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的特殊性，人大相应当建立“法官、检察官弹劾制”，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的法官、检察官予以罢免。“自己监督自己”固然重要，但良性的职业道德未必能够匹敌于健全的监督机制。
（四）民事公诉制度设想。
尽管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性质不尽相同，但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制度为当代许多国家认同。基于“私权自治”的基本原则，各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大多受到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但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民事纠纷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国有资产流失、假货横流、生态污染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事件不断发生，再兼以部分权力部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法律现行规定已明显滞后。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结合社会实际，构建民事公诉制度值得探索。
民事公诉主要难题在于对“私权自治”下“私权”与“公益”的斟别及对行政机关执法权的处理。由于公益诉讼标的的实体权利大多为行政机关及私人在不同层面上所享有，出于对行政权的尊重，检察机关一经发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遭受特定侵害，应首先向主管机关提出检察建议或支持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非主管行政机关在特定时效届满前不作出处理或当事人不愿、不敢或不能提起诉讼，恢复公益原状，检察机关不宜代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因其公益代表人身份，其诉讼地位应相当于原告，其称谓无妨定位为“公诉机关”。其在诉讼中的实体处分权以不低于受侵害状态为限。同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被判败诉的，有关当事人应有权要求国家赔偿，以保证检察机关谨慎、合理地行使公诉权。此外，鉴于民事诉讼的平等性，对方当事人应有权提起反诉，反诉被判赔偿的，检察机关当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实体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民事检察监督制度是一个另类的问题，从以法院为主的取消监督论到以检察机关为主的加强监督论以及法学专家们的莫衷一是，我们应该获得的绝不应只是权力博奕的信息，而这大概也正表明了权力制衡的价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