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暂行办法

上一篇: 关于切实加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下一篇: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州市中心城区地下弱电共同管网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


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 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
（2005年2月22日）

深办发〔2005〕3号

　　《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圳市社区建设工作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建设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等，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社区是指由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划分社区的主要根据是有利于服务和管理、有利于居民自治、有利于资源开发利用，并考虑地域的独立完整性、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因素。每个社区常住人口规模一般为1万至2万人。在相对独立完整的居民聚居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划分社区。
　　第三条 社区建设应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社会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社区建设坚持以党的建设为龙头，以政府推进为主导，以社会参与为基础，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实行分类指导，达到资源共享。
　　第四条 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设安全文明、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的和谐社区，努力实现区域规划佳、设施配置优、服务效率高、资源效益大。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建立健全以各级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各级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建设管理格局。
　　第六条 市、区两级设立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成员单位包括组织、宣传、发展改革、教育、科技信息、公安、民政、司法、财政、人事、劳动保障、国土房产、建设、规划、文化、卫生、人口计生、环保、统计、税务、工商、食品药品监管、城管、体育、档案、工会、共青团、妇联、侨联、残联、维稳综治、武装等部门。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民政部门的相应机构承担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的具体事务。
　　市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组织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社区建设的工作部署，拟订全市社区建设的政策，协调处理全市社区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市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检查、监督全市社区建设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总结推广社区建设先进经验。
　　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的职责，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工作。
　　第七条 区、街道要适应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负责辖区的社区建设工作。
　　各区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实施本区社区建设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社区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并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研究解决社区建设的重大问题，保证其必需的人、财、物投入；指导社区服务活动的开展；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开展自治。
　　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建立由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牵头，辖区各单位党组织参加的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议事机构，整合辖区内社区建设资源，研究解决社区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组织和监督辖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指导和组织辖区开展社区服务活动。
　　第八条 社区党建工作要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工作紧密结合，努力实现“五个好”：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和群众反映好。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社区党组织由社区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党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团结和组织干部群众，努力完成社区各项任务。
　　（二）讨论决定本社区建设管理中的重要问题。
　　（三）领导社区居民自治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法充分行使职权，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领导社区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照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
　　（四）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五）组织党员和群众参加社区建设。
　　（六）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做好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发展党员工作。
　　第九条 设立社区工作站，在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
　　要职责是：承办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开展的治安、卫生、人口、计生、文化、法律、环境、科教、民政、就业、维稳综治和离退休人员管理等工作，以及其他由各区政府确定需要进入社区的工作事项；积极配合、支持和帮助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能，支持社会力量开展便民利民社区服务。
　　第十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和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依法履行职责。社区居民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提高直接选举比例，全面推行居务公开。
　　社区居民委员会可下设若干居民小组。居民小组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协助做好本生活小区范围内的工作。居民小组的设立、撤销和调整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提出方案，报街道办事处批准，并报区民政局备案。
　　第十一条 推广社区“一门式服务”。在社区开办“一门式”服务窗口，为居民提供计生、社保、法律等各种服务，方便居民办事。
　　第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要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针对不同社区、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按照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以无偿、低偿服务为主的原则，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
　　加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提倡国家公职人员从事社区义务服务，培育和发展社区义务服务队伍，广泛开展社区义务服务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益性民间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市、区物业管理部门与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建立沟通渠道，及时了解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企业在社区内的工作情况，支持、配合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做好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股份合作公司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分设，并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在城市化过渡期内，股份合作公司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人员可适当交叉任职。
　　社区居民委员会与股份合作公司的关系是社区自治组织与驻社区单位的关系。
　　股份合作公司有义务利用自有资源，支持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第十五条 建立健全社区各项规章制度，包括社区党组织工作制度、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工作制度、财务制度、居务公开制度、业主委员会工作制度、社区资源共享制度等，实现社区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第三章 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六条 社区公共设施建设按照《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执行。新建社区必须严格按照该准则建设；老社区应创造条件，力争达到该准则确定的标准。
　　2010年以前，全市各社区服务设施应达到如下标准：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办公用房200平方米以上；党员活动室（含工、青、妇组织活动室、青少年活动室、会议室等功能）100平方米以上；社区警务室50平方米以上；社区综治办和人民调解室50平方米以上；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含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功能）400平方米以上；星光老年之家（含残疾人康复中心、文体教育活动室功能）200平方米以上；社区图书室100平方米以上；户外文体广场1000平方米以上。
　　第十七条 按照分类指导、分类推进的原则，各区对不同类型的社区，根据不同的模式和要求，因地制宜建设社区服务设施。宝安、龙岗两区土地资源宽裕的社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要求可适当提高；土地资源缺乏的老社区，社区服务设施可分期分批逐步建设。各区政府应本着就高不就低、能快则快的原则，加快社区服务设施建设。
　　第十八条 各区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对本区社区服务设施情况进行摸底，并将未达标情况交规划部门备案。
　　规划部门在审批新建住宅小区开发项目时，对社区服务设施应按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标准和社区规模同步规划，并将规划设计要点及时提供给各区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和所在街道办事处。
　　各区政府统筹负责本区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
　　第十九条 对尚无社区服务设施或社区服务设施未达到标准的老社区，规划部门在审批新建项目和改造项目时，应首先满足社区服务设施用房要求。
　　已建成的住宅小区，按规定开发商应提供社区服务设施用房的，由规划部门会同国土房产部门予以落实。
　　第二十条 社区服务设施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建设。
　　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分期建设的，社区服务设施用房应提前开发，并保证其面积、位置等。
　　第二十一条 开发企业非法转让社区服务设施用房的，由房地产主管部门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新建住宅小区时，应按照规划设计要点的要求与所在街道办事处就社区服务设施用房问题签定购买协议，购置费由所在区政府承担（社区健康服务中心除外）。
　　社区服务设施产权归区政府，使用权归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
　　鼓励社会各界将自有物业无偿提供给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使用。
　　第二十三条 宝安、龙岗两区从原各村委会资产中划出350平方米以上的房产，作为“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及社区工作站办公用房（150平方米以上）和社区服务设施用房（200平方米以上）。
　　第二十四条 市科技信息部门牵头，会同发展改革、民政、财政、国土房产、规划、建设和城管部门制定全市社区信息化发展规划，建立全市统一的社区综合信息网络平台。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的原则，构建联通市、区、街道、社区四级的网络平台。
　　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提供本部门有关社区建设的业务情况，并整合党务、政务等部门业务，实现互联互通。
　　第二十五条 社区综合信息网络平台建成后，市科技信息部门负责跟踪、指导和监督，区科技信息部门负责技术管理，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更新本部门的信息，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负责协调和监督。

第四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六条 各区政府根据社区规模，为社区工作站配备一定数量的工作人员。
　　第二十七条 各区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
　　（一）各区区委党校可根据需要开展对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
　　（二）逐步推行社区工作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实行社区工作人员公开招考制度，并由各区组织、人事、民政部门统一组织招考。
　　第二十八条 建立社区工作人员考核评议制度。街道办事处指导各社区成立由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代表参加的考评委员会，每年年终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考核、评议。

第五章 经费投入

　　第二十九条 各级政府应将社区建设工作纳入社会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社区建设经费投入。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凡属政府事权范围内的事项，原则上由政府投入。区政府应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的工作经费、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及后续管理经费、社区信息网络建设及管理维护费等专项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村改居”的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应适当给予所在社区党组织和居民委员会经费支持。
　　第三十条 各区应根据实际情况及各区间相互平衡的原则，制定本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工作站的定编和工资福利标准，合理安排和保障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的经费。要强化预算约束，确保社区各项经费及时足额到位，不得截留和挪用。
　　第三十一条 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力度，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公益性和福利性社区建设项目，政府给予一定资助。
　　第三十二条 各区应加强对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经费使用的检查和监督。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必须严格规范经费支出管理，按规定及时向街道办事处和财政部门报送经费支出报表，接受财政、审计和民政等部门的检查、监督和审计。
　　建立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经费预算绩效评估制度，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六章 资源共享

　　第三十三条 市社区建设工作办公室负责对全市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制定相关制度，形成资源共享的制度体系。
　　第三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是组织开展资源共享的责任主体，与驻社区单位制定资源共享办法和措施，与资源权属单位签订资源共享协议书，设立相对固定的资源共享网点和项目。
　　第三十五条 社区内的机关、学校等财政投资单位的非经营性资源，应适当向社区居民开放，合理使用。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工作站与资源权属单位共同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各区、各社区建设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根据自身职能，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西南政法大学
赵细妹


为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促进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彻底扭转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的不利局面,九九年四月份以来,在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相继设立了对应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着手实施以"债转股"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重组方案.
所谓债转股,是指国家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把原来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的关系，债权转为股权后，原来的还本付息就转变为按股分红。国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成为企业阶段性持股的股东，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重大事务决策，但不参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经济状况好转以后，通过上市、转让或企业回购形式回收这笔资金。
也就是说，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投资的主体，将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债务转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企业的股权。它不是将企业债务转为国家资本金，也不是将企业债务一笔勾销，而是由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持股与被持股、控股与被控股的关系，由原来的还本付息转变为按股分红。
一、债转股的意义和作用
目前实施的政策性债转股，其内涵和整个模式已经从改革和发展两方面扩展了。从改革意义来说，债转股的内在含义实际上与十五大所规定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元化产权结构和国有资本实施战略性重组这些改革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为这些改革提供了一个好的契因和条件。从发展方面看，与解决我们目前国有企业面临的许多重大难题有密切关系。债转股不意味着国家或有国家背景的金融机构把企业的烂帐认下来，而是淘汰旧的生产能力、调整产权结构、促进技术设备更新，以及在全社会的空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等。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它把银行不良资产盘活，把银行不良资产分离出去，转为企业的股权，这样，就可大力提高银行的信用地位，从而搞活银行的资金。通过银行来使企业重组，改变单一的国有资本，增加国有资本的活性。
　 （二）强化对企业的经营监督。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国有企业资金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但银行的债权人地位使得银行无法约束企业的行为。当前，存在一个突出现象是，银行的债权纠纷由于种种原因在法院很难取得胜诉，即使取得胜诉，也无法执行实施。实行债权转股权后，银行取得对企业的监管权，就能增加对债务企业的约束力度，防止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保障银行权益。
　 （三）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有利于实现国有企业脱困目标。企业“债转股”有如下重点：一、集中解决在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型、特大型国家重点企业；二、支持近十余年来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企业减轻债务包袱，促使其尽早达产达效，产业升级；三、围绕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两大目标，促使亏损企业中符合条件的企业扭亏和转制。国有企业脱困的目标艰巨，债务问题是其主要梗阻之一。债转股后，企业不用还本付息，负担随之减轻；同时资产负债表也趋于健康，便于企业获得新的融资。而且，债转股触及企业的产权制度，推动企业尽早建立新的经营机制
（四）社会震动小，容易得到各方支持。债转股兼顾了财政、银行、企业三方面的利益。国家银行债权变股权，没有简单勾销债务，而是改变了偿债方式，从借贷关系改变成不需还本的投资合作，既没有增加财政支出，又减轻了企业还债负担，银行也获得了管理权。这是一种现实代价最小的债务重组方案，社会震动小，所以，可以在较大规模上运用，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收到解脱国家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症结的成效。
　 二、债转股在我国的实践操作及有关规章
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债转股仅限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权转股权。为此，国家有关部委发布了一整套规章对之加以规范。例如，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于1999年7月30日发布的《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1999年11月23日发布的《企业债转股方案审核规定》及国家经贸委于2000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债转股企业规范操作和强化管理的通知》等。这些规章明确地将实施债转股视作党中央、国务院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
我国债转股是政策性的债转股，这种政策性的债转股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比有着更强的政策性因素，但其存在亦有着与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相同的法理基础。并且，一般企业的债转股现象在实践中已屡见不鲜，并在企业重组的过程中得到有权部门的认可。
但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其产生在实际上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债务重组，并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债转股与现有立法的矛盾
考察世界各国（地区）相关立法，日本、德国、韩国等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在是否允许以债作股问题上，都持否定态度的。虽然，当今世界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在债转股问题的政策取向上有从宽之趋势，但由于债转股容易滋生诸多流弊，所以采取审慎态度的主张仍不绝于耳。对于债权转股权的法律效力问题,即符合那些程序和实体要件才能使债权转股权这种行为变为法律行为的问题,也是存在诸多争议.
在我国，债转股作为一项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合的重大战略决策，如果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便会发现，其合法性有值得探讨之处，现分述如下。
（一）“债转股”的公司法检讨
1、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债权不能用于出资
我国公司法第24条第1款、第80条第1款明确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这是对股东（发起人）出资的种类的明确列举，且并未使用“等”这一具有包容性的语词，因而应当对上述条款作严格解释，即除此以外不得以其他财产或财产性权利（包括债权）出资。因此,从《公司法》是一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角度讲,国家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以债权出资这种方式作为股东,其权利并不受法律保护.
从法律规定层面上讲，债权不能直接转化为股权，因为投资形成的股权和合同形成的债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民事法律权利。债权人是合同之债的权利人，不是企业股份的持有人。在《公司法》中没有允许债权作为出资。债权既不能直接作为货币出资，也不能代替实物及其他形式出资。
但是，从债转股的制度本身来看，它实际上正是运用了债权和股权的根本区别。债权是一种契约性的权利，而股权是一种非契约性的权利，贷款本息作为债务，不仅债权人具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而且企业要将这些债务作为负债或财务费用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列示，它的增加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并决定了企业是否能够持续经营。股本作为企业的资本金，股权人没有强制性的索偿权利，只在企业盈利时有分红的权利，而且股本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所有者权益中列示，它的增加不但不会影响企业的利润，而且增强了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债转股正是利用了这种区别，将债权转成股权，减少企业贷款的本息支出，增加企业的资本金，最终达到使企业扭亏的目的。
2、有违公司法关于公司内部治理权的规定
公司法第4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有关公司权力分配的普通规则，“原则上应该是强制性的”，就是说，“拥有股权即拥有相应的公司治理权，大股权大治理，小股权小治理”，这是公司法的一般理念。
据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债权转股权后，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持股或控股，并且可以通过选择管理者，派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等方式参与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亦可作为股东在股东会上直接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策划公司的经营战略，凡此种种均是其所拥有的股权的当然含义。然而，根据国家关于“债转股”工作的《意见》却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参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其代表人（董事、监事）仅参与企业重大决策。这无疑是对股东权的扭曲，也是对公司内部治理权的异化构造。
（二）“债转股”的担保法检讨
我国担保法规定，债权人需要以担保方式保障其债权实现的，可以依法设定担保。制定担保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因此，担保方式的设计（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等）从根本上说是专门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而提供的法律保护措施。
然而，在债转股后，金融资金管理公司与原商业银行借款人的法律关系就从债权债务关系改变为出资人与公司的关系。这样，原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与债权人的法律关系自行消灭，其担保法律义务也不复存在；而且，股权的性质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它既有投资得益，也面临着丧失全部投资额的风险，因此，担保法规定的任何担保方式都不适合为这种风险投资行为提供保护。
最高额抵押也是商业银行担保其债权实现常用的担保方式。担保法第197条规定，最高额抵押的主合同债权不得转让。合同法规定，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合同，债权人不能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因此，资产管理公司将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主债权转让或者转变为股权的，其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就此而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所遭受的债权落空的危险较大。根据该《意见》所严格限制的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条件，绩优企业是不会被纳入债转股范畴的，优良的信贷资产通常也是不会纳入债转股范畴的，最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被推入只能继受不良债权而且这种不良债权还风险过大容易落空，更不用说实现政策设计目的的窘境，可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其设立时起就已被强制性（或无可选择）地运作。当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转股未能成功而向抵押人主张实现抵押权时，抵押人若以违反担保法第197条为由抗辩，拒绝履行担保责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可能面临债权落空的危险，从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尽管政府一再声明债转股不是“优惠政策”，亏损企业仍然把这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最后的晚餐”，千方百计地希望挤上这一“班车”，享受优惠政策。尤应重视的是，债转股运用的不好，可能会形成新的赖帐机制，亏损企业可能利用立法中的缺陷和不足进行逃债、避债，进而产生信用状况的负面影响，酝酿成道德风险。
四、“债转股”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完善
鉴于此并综合国际银行不良债权重组的经验，在债转股过程中应该首先立法，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但如果没有通过立法，则表示行政手段被赋予了法律的含义，不仅对现有法律体系构成冲击而且在债转股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支持、没有明确的法律制度规定，缺乏统一的实施细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和黑箱操作。债转股对我国现行多部法律形成挑战，《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的有关问题必须得到修改，修改这些法律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目前许多企业甚至有关政府部门，对债转股的理解有较大的偏差，资产管理公司业务操作面临很多困难，债权转股权以后的后续工作也非常艰巨，这就需要国家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第一，正确进行政府定位
政府应当在债转股中正确定位，政府不宜直接介入具体业务中，要坚决杜绝地方政府干预或包庇企业，政府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尽快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推动银行、企业的经营机制的改革，建立起银行、资产管理公司、政府的内在协调与约束机制，避免因相互推卸责任而产生不必要的道德风险。中央政府重点可以对实施“债转股”企业的政策把关，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与监管和加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置换、转移等措施上下功夫，减少申报环节，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独立评审接收，保证金融的平衡运行。地方政府可以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减少办事程序、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上下功夫，为“债转股”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充分保障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股权的主体地位
防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职能虚化。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独立运作中，一定要落实其独立的评审权，使其享受独立特权，而不应只是做计划推荐名单内债转股的专门机关.可以说,能够列入计划推荐名单的债转股企业极少.因此,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债权的大部分有问题企业来讲，只能由资产管理公司自己决定是否进行债转股，以及是否采取追偿、破产、拍卖、资产置换、债务重组等其他处置措施，要开辟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进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筛选范围的通道，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三，具体资产管理公司履行股东职责的方式
若按《公司法》的规定履行职责，所引起的实践操作与立法规定相悖的问题应该怎样调整；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债转股”企业的一个阶段性持股股东，其行为上必然有追求短期效益的痕迹，这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周期较长的企业而言存在着行为短期化倾向，造成股权投资长期性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行为短期性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进而使债转股企业真正摆脱困境，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立法都应该有明确的规定。
第四，明确资产管理公司股权的退出
股权退出工作进行得如何是评定债转股工作成功与否的关键。从目前已操作的实例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退出通道并不是很清晰、稳妥，缺乏对风险的超前防范，特别是巨额债转股项目。一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银行帐面价收购银行不良贷款，这是人为的让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承认实际已打折的银行不良贷款帐面价值的有效性，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对收购的银行不良资产运作上，采取了企业回购、法人股上市流通等办法，这只能说是一种理想，有回购能力的企业根本就不愿债转股，而无力回购的企业很难保证回购承诺的有效性，若上市流通，其它法人股流通怎样处理；出售（产）股权，非国有经济就一定如我们所愿那样来收购。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企业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对接，加快发展，增加股东投资回报才是真正手段。否则债转股只能算是一剂“止痛针”而非解除疾病的良药。
结语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结合国有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对一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由于负债过重而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 完全可以说，“债转股”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做”的专有政策，国家经贸委官员也多次表示,债权转股权将成为改革中国国企和银行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并称此项政策可解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千亿元人民币的债务负担”。
毫无疑问，债转股这一政策性措施对于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强化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实现国有企业的脱困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是化解我国银行风险，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现阶段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其本质属性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债转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会与现行体制、机制、观念甚至法律发生矛盾，不可避免的遇到各种复杂的问题和困难，这就需要明确规范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社会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并理顺各种关系，从法律角度赋予债转股的合法性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事的债转股的合法地位，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债转股这一新生事物各个方面进行约束、完善立法。